当然，以自上而下来界定人大监督和以自下而上来界定公民监督，一定程度上符合人大——国家机构——公民的逻辑，但显然是不够明确的，更重要的是，不清楚在这一逻辑下，仍有公众监督（即该文所言的群体监督）的存在。

[1]由此，对行政权的控制也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当下中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裁量控制研究趋之若鹜即可见一般。然行政裁量是行政权之核心， [10]行政裁量的存在永不消灭，压缩甚至消灭行政裁量是不可能的。

依法治国要求依法行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如可达成行政目的之手段有一种以上，则必须选择对基本权利侵害最少之措施为之，即所谓必要性，又称为最少侵害原则。其实，行政权的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在某些方面可能权力过大需要加以控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存在权力授权不足的局面。二是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可以依据案情裁量是否起诉，纵使案件契合起诉要件，检察官也可以在进行合目的性拷量后权衡是否需要提起公诉。现有行政诉讼是围绕保护相对人个人权益进行构建的，是一种自益性的主观诉讼，对于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或履职不到位缺乏监督。

公益诉讼采用何种方式启动关系到诉权配置与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现有行政法学界之研究主要有三种模式：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一元启动模式。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与公共利益需要探索建立一种新的以他益为目标之客观行政诉讼。这意味着，通过宪法诉愿进入宪法法院的案子，一定是经过了前面若干审级处理的。

当王旭在进行宪法解释学操作时，我能够感受到他在这个法学的核心领域裕如的能力。张翔 2016年4月24日于人民大学明德楼 注释: [1] 关于共和主义宪法观，可参考廖元豪：《论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对美国宪法思想基础及实务的影响》，《宪政时代》第二十卷第三期。然而在笔者于此却存在一些疑问：首先，解释论模式真的那么独断吗？王旭指出宪法规范的含义以及宪法规范的适用不存在一个独断的、预先设定的标准，它本身处在高度变动之中，从而我们既不能每一次回溯到最初的制宪者那里，也不能凭借法定机关单方独断宪法规范的含义，而是需要不断祈求制宪者重回人间，附身于此刻的人民躯体之上，让他们充分彼此对话，并与建制化的宪法实施机关对话，以获得语境的共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此贯彻于从宪法制定到宪法实施的全过程的对话商谈中，不断参与对宪法意义的型塑。

王旭在书中一再强调，宪法商谈的理论基础是公民共和主义，它最终目的是超越于个案的，要通过不断结合个案对宪法条款与宪法原则进行新的阐释来发生一种宪法对社会生活的‘构成性力量。在王旭的描述中，这种商谈模式是为了改造传统独断型解释模式，似乎解释论一定是预设了确定性的规范理解的，并且似乎是排除人民的参与，特别是排除在宪法案件中没有个人利益的、中立的人民的参与的。

王旭的研究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宪法实践路径和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个整体反思。一种整全主义的宪法实施观，是否会因为忽视最核心的宪法适用而走向背弃宪法的反面呢？ 在阅读《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书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下篇 宪法商谈部分时，我时时有这样的困惑和疑虑，但受到的启发却更多，并因此而充满趣味。代议机关/法院/公共领域）以各种交往方式就宪法规范的含义与宪法性事件的规范性判断的‘对话和‘认同。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也更强调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并认为共同体伦理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规范力。

他是在行政法学领域最早概括教义学方法的学者之一，当时他应该还是在读博士。他对于我国宪法众多条款的解释操作，体现了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严谨的法律技术，其结论虽然常常出人意表，但却又往往指出了解决实践问题的切实方向。[7]而一次一次个案中的具体处理汇总起来，就是宪法商谈的动态流程。多层次、交互循环的宪法商谈，形成了动态宪法的图景。

但是，这足以动摇宪法解释对于实现宪法商谈的中心地位吗？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无所不包的、贯穿三种关系的宪法商谈，构筑了宪法实施强大动力的想象，然而这种无限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会损害宪法首先应该提供的确定性和秩序感吗？混沌日凿一窍，七窍开而混沌死。桑斯坦提出的 司法最小主义也是主张，法院只应当解决具体的个案，不必提出广泛适用的规则或者抽象的理论。

王旭概况了宪法商谈的三个层次：最弱、弱和强。但以我愚者之见，这本书的不足也在于此。

[1]不难看出，共和主义影响下的宪法观念，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宪法观存在张力。在此意义上，王旭对于宪法实施的理解，超越了我们习惯的宪法的解释适用的层次，而形成了一种整全的宪法实施观。接到王旭的短信，看到他嘱我作序，甚感惊讶。1969年，历史学家高登•伍德（Gordon Wood）出版了《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4]一书，指出共和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立宪主义的基石之一。这种批评成立吗？以德国宪法法院制度为例，这项制度是由一个唯一的机构来垄断宪法的解释和适用权力，但它是独断的吗？我们知道，德国的宪法法院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穷尽救济原则，也就是宪法诉愿人必须在穷尽了一切法律途径而仍然无法实现权利时，才可以诉诸宪法法院。在此影响下的宪法解释与适用，尽管要受到法律方法的约束，但何以就是单方独断的、预设标准的？ 其次，宪法解释是否应占据宪法商谈的中心地位？在王旭描述的整体宪法实施观中，宪法解释的作用似乎被边缘化了。

共和主义对言论自由的意义的阐述，也是强调其促进对话与商谈、形成公共意见的功能，而非个人自我实现的功能。这种思路，将个体的、原子化的个人重新聚合为人民而突出其宪法价值。

这在制度层面批判了中国宪法学界谋求建立有效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而相应地，在法学方法论上也保持了对教义学谱系的宪法学研究的张力。这里没有必要列举文献例证来说明此自由主义底色，各位读者掩卷稍思，便知吾言不谬。

[2] Ｈ.Jefferson Powell, The Mor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6 n.16(1993). [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2页。所有针对这个案件的意见都已经通过前面的审级被收集，并表现在起诉、答辩、判决、上诉判决等文书中。

《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或许应被看作中国的共和主义宪法观宣言。而阅读上篇 宪法解释却让我感觉还是熟悉的味道。我想，严肃的质疑和反质疑，就是铺就学术积累道路的一枚枚砾石。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学术难有定论，也是一个不断商谈的过程。

由他开启的对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再发现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自由主义之外，美国宪法还有另外一条隐没的线索。即使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反自由主义的宪法，在其规范设计（特别是基本权利规范）上也无法完全另起炉灶。

我跟他平辈论交，是工作上的同事，学术上的好友，虽然痴长几岁，想来也不构成作序的资格。在王旭看来，宪法商谈具有实现公共理性、避免政治幼稚、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程序民主的诸多价值，使得宪法实施不再是某些国家机关独断的过程，而在程序正义、互惠理解的基础上，在理性与美德的护持下，宪法实施具备了真正的永续的动力。

[2]哈贝马斯也认为：一直到20世纪前三十来年，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表达了一种法律专家们广泛分享的背景共识，从而为法律运用提供了一个由未受质疑之诠释准则所构成的语境。例如，用所有权作为规制手段的独特角度对我国宪法中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的规范处理，以及超越基本权利的视角对我国宪法劳动权的国家伦理解读，都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按照习惯法，为人作序是要有些年龄资望的。美国宪法最早将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落实为政治的实定法规则，并构成了后来宪法思考的基本典范。宪法与宪政的发生史，几乎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史。如前所述，这本《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是中国共和主义宪法观的一个宣言。

（宪法商谈）这种程序模式具有一种认识论的功能，能够通过给出理据，而非简单地诉诸于参与人的个人情绪、情感、直觉、兴趣偏好与利益。[6]但浅尝辄止，未及深入。

实际上，王旭将许多宪法解释固有的问题解决办法也作为宪法商谈的路径，比如作为最弱的宪法商谈的非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比如作为弱的宪法商谈的弱法院模式下让立法机关和人民更多发言，避免宪法解释上的对抗，而走向对话模式。共和主义强调商谈对话，比如，共和主义甚至根本反对自然权利观，认为权利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协商和对话的结果。

诉愿人个人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公众的压力、政治的考量，在最终的宪法诉讼中都在发生影响。然而，基于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和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却形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洪流。